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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博士越来越难在高校谋职读完博士的出路在哪?
作者:admin  日期:2019-08-11 10:21 来源:未知 浏览:

  文科博士找工作难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近几年这个问题愈发严峻,许多文科博士不得不放弃在高校内寻求教职工作,开始在高校学术圈以外找工作。

  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

  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

  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

  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

  《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 作者:Peter Feibelman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

  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

  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

  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

  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

  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

  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

  《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 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

  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

  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

  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

  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

  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

  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

  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

  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

  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

  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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